北京101中學校長郭涵：真正的教育家很難“被打造”
來源：好上學 ??時間：2023-07-23
高考是一個是一場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戰(zhàn)役。面對高考，考生總是有很多困惑，什么時候開始報名？高考體檢對報考專業(yè)有什么影響？什么時候填報志愿？怎么填報志愿？等等，為了幫助考生解惑，好上學整理了北京101中學校長郭涵：真正的教育家很難“被打造”相關(guān)信息，供考生參考，一起來看一下吧
北京101中學校長郭涵：真正的教育家很難“被打造”
培養(yǎng)當代教育家，呼喚教育家辦學，成了我們這個時代最美的教育理想之一。這讓人們想起歷史上的教育家。比如，陶行知、葉圣陶、蘇霍姆林斯基；當代的，至少有霍懋征、斯霞等。
細細想來，這些在今天看來堪稱大師、教育家的人們，他們至少有兩大特征很容易引發(fā)我們思考：
一是他們當年所專注、所鐘情的是“立業(yè)”，立教育之大業(yè)，他們沒有想到“成家”，成為今天我們所說的教育家、教育大家。
他們一生遠離功利，“捧著一顆心來，不帶半根草去”；他們用自己的一顆赤子之心辦教育，腳踏實地、默默無聞、精耕細作，做了他們自己認為值得做的事情，僅此而已。至于我們今天尊奉他們?yōu)榻逃?，那是我們的事，與他們當年的追求無關(guān)。
二是當時社會并沒有刻意打造、培養(yǎng)他們“成家”。比如，蘇霍姆林斯基，他從年輕時起至去世前(1970年)，一直擔任他家鄉(xiāng)所在地的一所農(nóng)村完全中學——帕夫雷什中學的校長。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年（1969年），才被授予前烏克蘭社會主義加盟共和國“功勛教師”稱號。
中國教育家陶行知先后創(chuàng)辦曉莊學校、生活教育社等，成就斐然。雖然郭沫若曾將其與孔子并列：“二千年前孔仲尼，二千年后陶行知”，但是，他生前并沒有獲得任何關(guān)于教育家之類的頭銜。
當代教育家霍懋征老師曾受到周恩來的接見，斯霞老師，早在1963年，新華社就播發(fā)通訊《斯霞和孩子》，向國內(nèi)外介紹了她的感人事跡。但是，他們當時沒有獲得關(guān)于教育家的殊榮。
我說這一些什么意思呢？既不是對今天培養(yǎng)教育家的“反動”，也不是說今天我們這個社會缺少真正的教育家。而是想說，教育家的成長與培養(yǎng)需要理性與穩(wěn)健，需要多一點自然成長的因子，少一點人工培育的痕跡。
“自然生長”與“人工培育”有啥本質(zhì)區(qū)別
“自然生長”與“人工培育”，由于所接受的土壤和光照不同，可能會產(chǎn)生異質(zhì)化傾向。
歷史上的教育家，猶如一棵大樹，他在自然環(huán)境中櫛風沐雨、自然成長，最終長得根深葉茂，沒有揠苗助長所帶來的脆弱與膚淺。他們常常用生命的全部智慧做教育。他們心無旁騖、全神貫注、沉浸其中、樂此不疲。我們用這些極富正能量的詞匯褒獎他們，絲毫不顯得虛偽和過分。這些，才是自然成長為教育家的必備條件。
據(jù)此，我很認同獲得“全美最佳教師”稱號的美國教師雷夫·艾斯奎斯，他把教育視為宗教，把他的56號教室當作教堂，以對教育近乎瘋狂的熱愛,成就了他自己的事業(yè),感動了整個美國。
在今天,我們看到，無論是教育家也好，名師名校長也罷,他們生長的環(huán)境有了根本性變化，人工降雨、人力澆灌的力度空前加大，人工雕塑的痕跡日趨濃烈。這或許無可厚非。因為，畢竟時代發(fā)生巨變，時至今日，一味要求教育家自然成長，顯然不切實際。更何況，我們久違了真正的教育家，我們對教育成功的期盼如饑似渴，甚至急不可耐。
但是，如果人工培育過度，甚至揠苗助長，那么，因此而導致的異質(zhì)化傾向便無可避免。也許我們今天無法論證，但可以設想，未來的某一天，也許教育家如雨后春筍，但宏觀教育現(xiàn)狀的改善或改變，不一定與此成正比。
于是，我們有理由認為，名師名校長或許可以打造，但真正的教育家很難。除非我們削減教育家的臺階，稀釋教育家的內(nèi)涵。
我們捫心自問：今日社會，有多少人懷著宗教般的敬仰去做教育？又有多少人懷著一顆赤子之心做教育？舍此，期盼真正的教育家，恐怕很奢侈。
讓教育家的成長趨于理性
如果教育家可以培養(yǎng)，那么，社會要為教育家成長提供安靜寬松的政治、輿論和學術(shù)環(huán)境，讓教育家的成長趨于理性。
一方面，環(huán)境越熱烈喧鬧，越易催生辦學者浮躁、浮華心態(tài)。啟動大會的隆重，頒獎大會的熱烈，直讓人熱血沸騰。它可以*人快速跑步進入教育家行列，也可以鼓舞人乘各種便捷的交通工具進入，進而造成教育家的速成，造成教育家隊伍的龐大。不是嗎？
眼下已經(jīng)有人喊出也許是天派、也許是地派的“教育家從這里起步”了。這仿佛讓人覺得,某地教育家已然成“派”。既為“派”，那就是一支頗有派頭并“起步”的隊伍了。
諸如此類自言自語，司空見慣，見怪不怪。反正大家都是寫文章、作報告，是進行單向度的信息輸出，而不是辯論場上的雙向交鋒。細想起來，煞是幽默。
另一方面，環(huán)境越嚴肅苛求，越制約人的成長與發(fā)展。比如，對所謂被培養(yǎng)對象的名目繁多的年度、中期和終期考核，向有關(guān)部門上交“工作總結(jié)”、“研修心得”，甚至還要寫“專著”。如此等等，不一而足。這和久遭詬病的高校教授按規(guī)定完成論文數(shù)量、按規(guī)定完成科研課題如出一轍。
我們很難設想，一位在中學一線承擔繁忙繁重教學或管理工作的被培養(yǎng)“對象”，他要額外完成這些“光榮任務”，其生命該是怎樣的不能承受之重？若是，怎能從容走出名副其實的教育家？
其實，一個很簡單的道理便是，人為考核指標越繁瑣，越易禁錮人的自由思想，加重其精神負擔,也就越容易產(chǎn)生“副學術(shù)成果”和“副辦學成果”。
單就專著而言，應是長時間乃至終生“專注”教育，方可產(chǎn)生專著。它是水到渠成，瓜熟蒂落;十月懷胎，一朝分娩。逼出專著，為專著而“專注”，此專著，只姓“副”，不姓“正”。
尤其令人遺憾的是，此類“培養(yǎng)”的“顯著效果”，一直都以媒體正面報道、領導者堂而皇之的講話或報告公之于世。大家都在自說自話，任意地說、旁若無人地說、無人批評、無人反對、無人澄清。至于“被培養(yǎng)”者，他們所經(jīng)歷的種種煩惱和無奈，他們切身感受到的種種弊端，更是不便說、不能說的。否則，有對不起栽培之嫌。
如此看來，“被培養(yǎng)”的教育家和“自然生長”的教育家的異質(zhì)化傾向的產(chǎn)生，也就可以理解了。
有時想，老子“不尚賢”的主張，我們也不能簡單斥之為“小農(nóng)思想”。是的，它與今天的競爭格局、與“樹典型”“學模范”思潮幾乎背道而馳。但一個內(nèi)心有遠大教育追求、視教育為宗教的人，又何必“尚賢”？
他可以埋頭于自己的事業(yè)，他的內(nèi)心寧靜而平和，他可以憑借做教育的內(nèi)驅(qū)力，善為教育、甘為教育、靜為教育，他的生命之樹將是常青的。歷史上自然生長的教育家概莫如是。
變“我要做教育家”為“我要做教育”
辦學者的靈魂深處如果變“我要做教育家”為“我要做教育”，那或許是另一番美好天地。
這一字之差，體現(xiàn)的是兩種追求和心境。前者，具有鮮明的功利色彩，常會導致非理性者精神的狂躁、狂奔而不能趨于寧靜；后者，具有鮮明的事業(yè)向往。事業(yè)向往常會使人的精神沉醉其中，讓人的靈魂趨于專注、從容和淡定。
作為一線校長，如果一心朝教育家目標而去，則勢必會滋生很多功利性追求。他要去主動尋求轟動效應，他要去主動尋求媒體的華麗包裝，他要去主動追求教育的短平快。這時候，那些“副學術(shù)成果”、“副辦學成果”的應運而生也就不足為怪了。所謂“副”者，虛實并存、甚至欺世盜名之謂也。其最終結(jié)果，很可能把教育辦成了“政治”，甚至把教育辦成了名利場。
一所學校，如果成了辦學者的名利場，那不僅是辦學者的悲哀，更是社會的悲劇。這樣的學校，可以出“名人”，但是，很難誕生真正的教育家。
倡導用教育家理念辦學
社會輿論如果變“教育家辦學”為“用教育家理念辦學”，那或許是另一道亮麗風景。
今天的教育，與其說缺少教育家，不如說缺少用教育家理念辦學的優(yōu)秀校長。什么是教育家理念？其實就是符合教育規(guī)律、切合教育本質(zhì)的理念。而這些理念，今天的校長,誰都可以娓娓道來。
但大家都清楚，今日媒體化信息化時代，是誕生和包裝（借古人之言進行現(xiàn)代漢語包裝）名校長辦學名言和“名理念”的時代，是催生轟動一時的名校長辦學成果的時代。這令人眼花繚亂的名言、名理念、名成果，光鮮、生動、極富時代氣息和穿透力。
我們時常被某些辦學名言、名理念和名成果所感動，內(nèi)心油然生出“說得真好”的感慨。但是，這一切，隨著時間的流逝，又常常歸于沉寂。最令人吃驚的是，當我們進一步走近時，聽到的、看到的，卻是另一番情景。
于是，我們的教育便一次次陷入困境，一次次試圖突圍。一次次突圍，一次次難以“出界”。
這一切，同樣在啟示我們：社會輿論需要理性，需要穩(wěn)健。我們可以呼喚教育家辦學，但是，我們更需要呼喚更多的有識之士用教育家的理念辦學。我們要呼喚教育家的理性成長、緩慢成長和真實成長。當然，我們更要呼喚教育家的自然成長。
或者，我們不去倡導教育家辦學，而是倡導用教育家理念辦學，將如何？然后，再有一點耐心，讓后世去認定那些用教育家理念辦學，且辦學成果豐碩、人格高尚者為教育家，又將如何？
北京一零一中地處海淀,是我們的幸運。因為，這里有今日中國不可多得的相對寬松的辦學環(huán)境。但是，一零一中是否誕生教育家，我們從不心存奢望，盡管，幾十年來各級*以及社會對它寄予厚望、給以莫大支持。我們追求的是理性辦學，按教育規(guī)律辦學，用教育家的理念辦學。這，同樣成就了今天的一零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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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101中學校長郭涵：真正的教育家很難“被打造”
培養(yǎng)當代教育家，呼喚教育家辦學，成了我們這個時代最美的教育理想之一。這讓人們想起歷史上的教育家。比如，陶行知、葉圣陶、蘇霍姆林斯基；當代的，至少有霍懋征、斯霞等。
細細想來，這些在今天看來堪稱大師、教育家的人們，他們至少有兩大特征很容易引發(fā)我們思考：
一是他們當年所專注、所鐘情的是“立業(yè)”，立教育之大業(yè)，他們沒有想到“成家”，成為今天我們所說的教育家、教育大家。
他們一生遠離功利，“捧著一顆心來，不帶半根草去”；他們用自己的一顆赤子之心辦教育，腳踏實地、默默無聞、精耕細作，做了他們自己認為值得做的事情，僅此而已。至于我們今天尊奉他們?yōu)榻逃?，那是我們的事，與他們當年的追求無關(guān)。
二是當時社會并沒有刻意打造、培養(yǎng)他們“成家”。比如，蘇霍姆林斯基，他從年輕時起至去世前(1970年)，一直擔任他家鄉(xiāng)所在地的一所農(nóng)村完全中學——帕夫雷什中學的校長。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年（1969年），才被授予前烏克蘭社會主義加盟共和國“功勛教師”稱號。
中國教育家陶行知先后創(chuàng)辦曉莊學校、生活教育社等，成就斐然。雖然郭沫若曾將其與孔子并列：“二千年前孔仲尼，二千年后陶行知”，但是，他生前并沒有獲得任何關(guān)于教育家之類的頭銜。
當代教育家霍懋征老師曾受到周恩來的接見，斯霞老師，早在1963年，新華社就播發(fā)通訊《斯霞和孩子》，向國內(nèi)外介紹了她的感人事跡。但是，他們當時沒有獲得關(guān)于教育家的殊榮。
我說這一些什么意思呢？既不是對今天培養(yǎng)教育家的“反動”，也不是說今天我們這個社會缺少真正的教育家。而是想說，教育家的成長與培養(yǎng)需要理性與穩(wěn)健，需要多一點自然成長的因子，少一點人工培育的痕跡。
“自然生長”與“人工培育”有啥本質(zhì)區(qū)別
“自然生長”與“人工培育”，由于所接受的土壤和光照不同，可能會產(chǎn)生異質(zhì)化傾向。
歷史上的教育家，猶如一棵大樹，他在自然環(huán)境中櫛風沐雨、自然成長，最終長得根深葉茂，沒有揠苗助長所帶來的脆弱與膚淺。他們常常用生命的全部智慧做教育。他們心無旁騖、全神貫注、沉浸其中、樂此不疲。我們用這些極富正能量的詞匯褒獎他們，絲毫不顯得虛偽和過分。這些，才是自然成長為教育家的必備條件。
據(jù)此，我很認同獲得“全美最佳教師”稱號的美國教師雷夫·艾斯奎斯，他把教育視為宗教，把他的56號教室當作教堂，以對教育近乎瘋狂的熱愛,成就了他自己的事業(yè),感動了整個美國。
在今天,我們看到，無論是教育家也好，名師名校長也罷,他們生長的環(huán)境有了根本性變化，人工降雨、人力澆灌的力度空前加大，人工雕塑的痕跡日趨濃烈。這或許無可厚非。因為，畢竟時代發(fā)生巨變，時至今日，一味要求教育家自然成長，顯然不切實際。更何況，我們久違了真正的教育家，我們對教育成功的期盼如饑似渴，甚至急不可耐。
但是，如果人工培育過度，甚至揠苗助長，那么，因此而導致的異質(zhì)化傾向便無可避免。也許我們今天無法論證，但可以設想，未來的某一天，也許教育家如雨后春筍，但宏觀教育現(xiàn)狀的改善或改變，不一定與此成正比。
于是，我們有理由認為，名師名校長或許可以打造，但真正的教育家很難。除非我們削減教育家的臺階，稀釋教育家的內(nèi)涵。
我們捫心自問：今日社會，有多少人懷著宗教般的敬仰去做教育？又有多少人懷著一顆赤子之心做教育？舍此，期盼真正的教育家，恐怕很奢侈。
讓教育家的成長趨于理性
如果教育家可以培養(yǎng)，那么，社會要為教育家成長提供安靜寬松的政治、輿論和學術(shù)環(huán)境，讓教育家的成長趨于理性。
一方面，環(huán)境越熱烈喧鬧，越易催生辦學者浮躁、浮華心態(tài)。啟動大會的隆重，頒獎大會的熱烈，直讓人熱血沸騰。它可以*人快速跑步進入教育家行列，也可以鼓舞人乘各種便捷的交通工具進入，進而造成教育家的速成，造成教育家隊伍的龐大。不是嗎？
眼下已經(jīng)有人喊出也許是天派、也許是地派的“教育家從這里起步”了。這仿佛讓人覺得,某地教育家已然成“派”。既為“派”，那就是一支頗有派頭并“起步”的隊伍了。
諸如此類自言自語，司空見慣，見怪不怪。反正大家都是寫文章、作報告，是進行單向度的信息輸出，而不是辯論場上的雙向交鋒。細想起來，煞是幽默。
另一方面，環(huán)境越嚴肅苛求，越制約人的成長與發(fā)展。比如，對所謂被培養(yǎng)對象的名目繁多的年度、中期和終期考核，向有關(guān)部門上交“工作總結(jié)”、“研修心得”，甚至還要寫“專著”。如此等等，不一而足。這和久遭詬病的高校教授按規(guī)定完成論文數(shù)量、按規(guī)定完成科研課題如出一轍。
我們很難設想，一位在中學一線承擔繁忙繁重教學或管理工作的被培養(yǎng)“對象”，他要額外完成這些“光榮任務”，其生命該是怎樣的不能承受之重？若是，怎能從容走出名副其實的教育家？
其實，一個很簡單的道理便是，人為考核指標越繁瑣，越易禁錮人的自由思想，加重其精神負擔,也就越容易產(chǎn)生“副學術(shù)成果”和“副辦學成果”。
單就專著而言，應是長時間乃至終生“專注”教育，方可產(chǎn)生專著。它是水到渠成，瓜熟蒂落;十月懷胎，一朝分娩。逼出專著，為專著而“專注”，此專著，只姓“副”，不姓“正”。
尤其令人遺憾的是，此類“培養(yǎng)”的“顯著效果”，一直都以媒體正面報道、領導者堂而皇之的講話或報告公之于世。大家都在自說自話，任意地說、旁若無人地說、無人批評、無人反對、無人澄清。至于“被培養(yǎng)”者，他們所經(jīng)歷的種種煩惱和無奈，他們切身感受到的種種弊端，更是不便說、不能說的。否則，有對不起栽培之嫌。
如此看來，“被培養(yǎng)”的教育家和“自然生長”的教育家的異質(zhì)化傾向的產(chǎn)生，也就可以理解了。
有時想，老子“不尚賢”的主張，我們也不能簡單斥之為“小農(nóng)思想”。是的，它與今天的競爭格局、與“樹典型”“學模范”思潮幾乎背道而馳。但一個內(nèi)心有遠大教育追求、視教育為宗教的人，又何必“尚賢”？
他可以埋頭于自己的事業(yè)，他的內(nèi)心寧靜而平和，他可以憑借做教育的內(nèi)驅(qū)力，善為教育、甘為教育、靜為教育，他的生命之樹將是常青的。歷史上自然生長的教育家概莫如是。
變“我要做教育家”為“我要做教育”
辦學者的靈魂深處如果變“我要做教育家”為“我要做教育”，那或許是另一番美好天地。
這一字之差，體現(xiàn)的是兩種追求和心境。前者，具有鮮明的功利色彩，常會導致非理性者精神的狂躁、狂奔而不能趨于寧靜；后者，具有鮮明的事業(yè)向往。事業(yè)向往常會使人的精神沉醉其中，讓人的靈魂趨于專注、從容和淡定。
作為一線校長，如果一心朝教育家目標而去，則勢必會滋生很多功利性追求。他要去主動尋求轟動效應，他要去主動尋求媒體的華麗包裝，他要去主動追求教育的短平快。這時候，那些“副學術(shù)成果”、“副辦學成果”的應運而生也就不足為怪了。所謂“副”者，虛實并存、甚至欺世盜名之謂也。其最終結(jié)果，很可能把教育辦成了“政治”，甚至把教育辦成了名利場。
一所學校，如果成了辦學者的名利場，那不僅是辦學者的悲哀，更是社會的悲劇。這樣的學校，可以出“名人”，但是，很難誕生真正的教育家。
倡導用教育家理念辦學
社會輿論如果變“教育家辦學”為“用教育家理念辦學”，那或許是另一道亮麗風景。
今天的教育，與其說缺少教育家，不如說缺少用教育家理念辦學的優(yōu)秀校長。什么是教育家理念？其實就是符合教育規(guī)律、切合教育本質(zhì)的理念。而這些理念，今天的校長,誰都可以娓娓道來。
但大家都清楚，今日媒體化信息化時代，是誕生和包裝（借古人之言進行現(xiàn)代漢語包裝）名校長辦學名言和“名理念”的時代，是催生轟動一時的名校長辦學成果的時代。這令人眼花繚亂的名言、名理念、名成果，光鮮、生動、極富時代氣息和穿透力。
我們時常被某些辦學名言、名理念和名成果所感動，內(nèi)心油然生出“說得真好”的感慨。但是，這一切，隨著時間的流逝，又常常歸于沉寂。最令人吃驚的是，當我們進一步走近時，聽到的、看到的，卻是另一番情景。
于是，我們的教育便一次次陷入困境，一次次試圖突圍。一次次突圍，一次次難以“出界”。
這一切，同樣在啟示我們：社會輿論需要理性，需要穩(wěn)健。我們可以呼喚教育家辦學，但是，我們更需要呼喚更多的有識之士用教育家的理念辦學。我們要呼喚教育家的理性成長、緩慢成長和真實成長。當然，我們更要呼喚教育家的自然成長。
或者，我們不去倡導教育家辦學，而是倡導用教育家理念辦學，將如何？然后，再有一點耐心，讓后世去認定那些用教育家理念辦學，且辦學成果豐碩、人格高尚者為教育家，又將如何？
北京一零一中地處海淀,是我們的幸運。因為，這里有今日中國不可多得的相對寬松的辦學環(huán)境。但是，一零一中是否誕生教育家，我們從不心存奢望，盡管，幾十年來各級*以及社會對它寄予厚望、給以莫大支持。我們追求的是理性辦學，按教育規(guī)律辦學，用教育家的理念辦學。這，同樣成就了今天的一零一。
